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博物馆行业当前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角色正经历怎样的变革？

沈辰：当今社会发展迅速，数字技术的普及重塑了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文化消费习惯，他们追求更便捷、个性化的体验。

公众对文化体验的定义已经扩大，包括了更广泛的一系列活动，如公共艺术、美食和街头集市。观众对博物馆期待值以及文化消费观的变化也影响着博物馆的转型。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场所的功能已突破传统边界。博物馆和公众的关系不再只停留于“公共教育”的层面。观众的文化需求正发生改变，审美疲劳、代际差异等都影响着博物馆的策展选题。将公众体验视为博物馆未来发展的中心环节，为了公众而收藏、研究、展示，博物馆从业者需要探索新一代各族青年的兴趣点。

东西方博物馆虽然发展历程与速度不同，但在社会功能角色变革和转型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以西方博物馆为例，自20世纪中期开始，随着藏品的全球化，博物馆希望利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发挥“警示育人”的教育目的。博物馆尝试去解释曾经一度与欧美国家“相隔绝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文化。这一时期的博物馆展厅经翻新后可被视作一本“橱窗式”的文物教科书，向观众展示中学教学大纲中往往被忽略的那一部分“世界历史”。

到了21世纪，随着博物馆观众群体的全球化趋势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博物馆此前为了实现教育职能而全是藏品的方法过时了。人们随时可以在网上搜索相关文物历史。博物馆正逐渐转型为能够让公众可以结合时事去寻找权威的话语权和讨论焦点、热点的论坛，通过更加接地气的知识对话为观众带来学习的愉悦，为社会打造一个益民亲民的文化中心，让反传统、非主流的展览也有一片天地，启发观众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社会的关爱。

2025年5月17日，广西南宁一处购物中心内，一场来自广西自然博物馆的“快闪”活动让市民实现家门口的逛展自由。图为儿童在活动现场体验制作龙舟风车。 中新社记者 陈冠言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博物馆在策划中国主题展览时如何选择代表性文物？您如何定义“代表性”？

沈辰：海内外博物馆常举办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展示和表演，例如ROM的年度文化遗产日，其中包括了中国文化遗产日。在这一天，博物馆与当地的民族文化机构和团队合作举办民族表演活动，如击鼓、舞狮、舞龙等。观众往往认为这些活动是典型的民族文化。但在单一地区流行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多元文化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认同。

比如中国彝族的赛装和插花，经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专业博士何鉴菲的多年考察和走访发现，我们如今所熟悉的彝族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赛装和插花是近几代人不断延续改造后编排出来的结果。这种文化遗产代表不是用对和不对来区分，而是需要我们通过研究并抱着开放的思维去思考。博物馆需要平衡何鉴菲的学术研究和大姚县彝族自我文化认同之间的差异进行策展与释展。通过博物馆的展览和表演，引导观众对文化遗产认同这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和讨论，是博物馆需要在展览背后认真思考的问题。在策划相关展览时，我们可以邀请当地的学者和百姓发表看法，使得展览更具包容性。

此外，以往东西方博物馆都试图展出中国的珍宝级文物，以“仓储式的珍宝柜”的展柜设计呈现文物，强调稀有性和视觉冲击力，激发公众对异域文化的想象。但随着社会的加速变化，此种展示方式已不再具有同等吸引力。

策展人需要考虑不同代际、不同民族和地区的民众感兴趣的议题，将其与中国的文物结合起来，让西方的观众了解中国不同时期是否有相似的社会议题。人们在观展中逐渐意识到相距甚远的种种文化差异居然可以从历史文物中找到许多共性，世界并非割裂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地时间2025年4月10日，“食味中华——中华古代饮食文化展”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博物馆开幕。图为俄罗斯媒体记者拍摄展品。 中新社记者 田冰 摄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全球文化遗产”与“历史正义”两者间的关系？

沈辰：18世纪到20世纪初，技术革新和全球贸易发展引发大规模全球艺术品收藏。这种艺术品收藏的风潮是“西方列强”国家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单向”全球化，是西方国家殖民化过程中的一种结果。在中国，这种殖民化下的西方博物馆艺术收藏史是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的。

无论一个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史是否有它的独特性和合法性，殖民时代西方国家的掠夺性收藏永远是时代留下的切肤之痛。这种文化收藏不仅是19世纪西方工业强国，以所谓“遗产保护”之名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进行的物质文化掠夺，也是对当地土著文化遗产的占有。

2025年5月27日，安徽合肥，“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暨海外回流文物特展”开幕式在安徽博物院举行。该展览除展示圆明园海晏堂七尊兽首铜像外，还展示了海外回流的商周至两汉时期的青铜器，以及北朝时期的石刻佛像。中新社记者 张强 摄

从21世纪初开始，以美国文学界和学术界为先锋，对博物馆的藏品归属发起了一场又一场辩论。由于美国一系列保护原住民文化遗产的法律相继出台和执行，博物馆因早年考古出土而收藏的原住民祖先遗骸和宗教文物都被要求退还。后来，原住民文物退还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一模式开始运用到其他追索案例上。1997年，我被邀请参加ROM的一个由文物归还政策制定委员会组织的会议。20多年后，ROM按照这个政策开始对安大略省原住民的文物和遗物进行退还。

所以无论是否按照西方法律来判断博物馆藏品的合法拥有权，殖民化下的全球艺术和文物在伦理道德上还是有归属性的。每一件在海外博物馆收藏的流失文物背后都有一段国仇家恨的悲凉故事。但如果简单粗暴地把这笔账算到博物馆头上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比如博物馆具有齐备的合法收购、收藏手续，但卖方来源的合法性难以核实，尤其是在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出台之前的文物交易。

西方博物馆如何处理这些流失文物？是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如何向公众阐释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这些问题直接反映了其对殖民历史的态度。而当观众能够从展览中思考为何一件中国的文物会被收藏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博物馆里时，这件“异乡的国宝”也就实现了在本土语境下难以实现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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